阿比盖尔在曼彻斯特郡长大，对这座城市只是一知半解。她说到了伦敦眼，说到了玛丽皇后的玫瑰庄园，说到了那座因为电影而声名远扬的蓝桥，但是忘记了这座教堂，这座大不列颠的瓦尔哈拉。
他停了几秒，突然笑了一声，叫她名字：“谢宜珩。”
“确实有一份礼物，但是我不确定你想不想收下。”裴彻转过头，着她的眼睛，很慢很慢地说：“…因为我之前一直说，对你的喜欢是我单方面的事，不应该打扰你的生活。”
“但是现在可能要打扰一下了。”
中世纪的教堂巍峨高耸，裴彻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丝绒盒子，打开，举着盒子，单膝跪下：“谢宜珩，你想不想嫁给我。”
裴彻很少连名带姓的叫她，叫她“谢宜珩”，舌尖抵上牙齿，完整的，缠绵悱恻的音节被接连吐出。他不用说那些至死方休的誓言，这三个字已经是一场告白。
远处唱诗班的圣歌空灵渺远，泰晤士河上的邮轮汽笛声，掠过玫瑰花窗的风声交织在一起，杂乱无章又生动。他的声音并不大，但是他相信谢宜珩听到了。
像是普鲁斯特时刻，一切都被骤然拉回最初。
布莱克说，你永远不知道爱上一个人的结局是什么。
谢宜珩怔怔地看着墙壁上的耶稣圣象，心里想，我知道结局是什么了。
教堂里虔诚的信徒们常常捧着圣经，在祷告中感谢上帝的七日创世。上帝或许并不存在，但是这个世界精密运转，像是齿轮表盘，冥冥之中或许真的有谁在拧着齿轮的发条。
万有引力定律将引力描述为一种力，该力导致任意两个物体在该力的作用下相互吸引。也就是说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都会有引力存在，而万有引力常数g是6.67 x 10E11，足够小，在坐标轴上是一条无限无限贴近于0的线。但是他们就是被这股小得可以被忽视的力量无形地牵扯到了一起，跨过了四个时区，跨过了落基山脉和密西西比河，命中注定一般，屡屡又屡屡地遇见。
“Love”这个单词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上是在创世纪的22:2 ，恰好夹在“Born”和“Death”之间。生和死这两件再沉重不过的事被厚厚纸张“啪”的一声压扁，变成了两个单调乏味的希伯来语单词，被铅字印刷在纸上，正反两面，只隔了薄薄一毫米不到的距离。而这一毫米之间，就有“Love”的存在。
从《圣经》的创世纪22:1开始读，一切从亚伯拉罕的燔祭出生开始，谢宜珩终于读到了“Love”这个单词。这场告白漫长又遥远，她总觉得已经走过了很久很久，只是回头看时才发现恍若昨日。记忆的最开始是波士顿一个春风和煦的下午，像是兰亭序集里写的“是日也，天清气朗，惠风和畅。”
今天出门的时候谢宜珩看了天气预报，波士顿在下雨，洛杉矶也在下雨。现在伦敦也在下雨。好像有一片厚得跨越大洋的积雨云，不需要五月花号把风帆挂上桅杆，就能把新大陆和旧世界联系起来。
和爱德华·韦斯拍一张照，拿到Futura字体的黄铜名牌，拥有□□格拉斯·亚当斯签名的《银河系漫游指南》，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一次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甚至是——发现引力波。
花窗玻璃朦胧梦幻，光影纷繁错杂，明晃晃地照到心底去，谢宜珩怔怔地望着那扇玫瑰花窗，才发现她少年时的幻想全部实现，完满无缺得没留下一点遗憾。
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穹顶幽深，烛火闪烁，教堂里是昏黄的光影。圣母落泪，十字架上的耶稣低头，圣公会两边墙壁上的十四位先知神情各异，仿佛在无声注视着童话故事的closure。
牛顿爵士和达尔文这些自然科学的巨匠长眠于此；桂冠诗人的名字被刻在南唱诗班的回廊上，约翰·济慈和珀西·雪莱之间只隔了几英尺的暮色；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每一位君主托举宝珠，手持权杖，对红衣主教低下头颅，在这里加冕。
教堂里空空荡荡，却被这个国家的历史挤满。玛丽皇后，牛顿爵士和巨匠狄更斯停留在每一座大理石雕像里，每一根罗马柱石里，静静地注视着这两个大胆至极的外邦人。
教堂永远最接近上帝的地方。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总喜欢尖肋拱顶和飞拱的组合，两侧要有高耸入云的尖角塔楼。横线竖线交织出几何的美感，象牙色的大理石泛着莹润的光泽。这种建筑风格来自最早的拜占庭式教堂，也就是东罗马帝国。
Aulus Gellius在古罗马书《阁楼之夜》写到，戒指要佩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因为那根手指上有一根血管直达心脏。
沉睡的记忆缓慢复苏，谢宜珩不合时宜地想起来，这句话不是在三十六页，是第二百三十六页。
她在上课的时候说错了，也没放在心上。第二次看到这句话是在写剧本的时候。拉丁语复杂又晦涩，nervum这个单词的意思也是模棱两可。她翻了好几本词典，实在搞不清这个nervum到底是指血管还是神经束。托马斯废物得令人发指，大手一挥，漫不经心地说道：“你要分这么清楚干什么？我们搞明白了，台下的观众又不会细细辨析。不用花这么多时间，不值得的。”
谢宜珩思来想去，拿着书去找裴同学，看似虚心请教问题，实则为了搭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