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能从大明顺利收几千万两白银回来，也只是扩充国库的金银储备而已，对海汉自身发展所能起到的作用其实极为有限。
但如果将战争赔款的支付方式改作原料、资产、劳动力，那对海汉的意义显然要远超白银，而这也正是海汉要求战争赔款的真实目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海汉早就料定大明对这样的条件不会过于抵触，特别是用人口抵偿战争赔款，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肯定远远大于向其索求金银。
大明这些年虽然一直在努力平定内乱，但其所辖的湖广、山陕地区的农民军作乱却是屡禁不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闹一波大的。
究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大明为了加强军备对抗海汉，就只能在国内加大征收税赋的力度，以此来筹集所需军费。以前的辽饷、剿饷、练饷这三大饷非但没有取消，对民间实施的田赋加派反而越来越多。
而民间对于这样常年处于战时状态的生活早已不堪忍受，一旦遇上灾荒年欠收，大量逃难的流民为求生计，就很容易会被裹挟成乱军，穿州过府，四处劫掠。
大明对于俘虏的大量农民军也十分头疼，这些人都是隐患，全放了可能会变成放虎归山，要关起来吧，大明还没这么多大牢，而且还得拿粮继续养着他们。
要狠下心全杀了吧，又不免有违天和，同时这种不留后路的做法，还有可能激起民间更为强烈的反抗。
如果能将这些隐患流放到某地，不需再派人看管，也不用再费钱粮关押，说不定还能让其变成扎进对手身上的一根刺，这对大明来说绝对算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而一旦这种人口流动和钱财直接联系起来，哪怕只是用来抵偿战争赔款，但也免不了会有人将其视为生财之道，自会有千般手段从中获取好处。
这个缺口一开，到时候会通过这种渠道输送至海汉的人口，恐怕就不止是囚犯和战俘了。
至于这样做之后，会给国内的土地兼并和生产劳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明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只求尽快能达成停战协议，顺便将这些瘟神全部送走。
就算明知这样做是在饮鸩止渴，会让海汉借此手段壮大国力，但几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压在头上，也只能闭着眼让海汉占这个便宜。
至于由海汉主导大明统治区内的矿藏勘探和开采，用收益抵扣战争赔款的提议，也让明廷十分纠结。
一方面开矿当然是收益颇丰的大买卖，而且是海汉负责找矿，开采收益对半分。这些埋在地下的宝贝，不挖出来就分文不值，但合作开发大明能分到一半，似乎也还不错。
另一方面大明对金属冶炼和加工的水平远不如海汉，如果铜铁矿大量流入海汉手中，只怕转一圈回来就会变成海汉军的武器，那就等同于是在变相资敌了。
但最后还是工部尚书的进言让崇祯下定了决心。
工部尚书认为，与海汉合作的同时，也可以借机偷师，学习海汉的先进技术。双方合作开矿的区域仅限于少数州府，能给大明造成的麻烦其实不会太大。
无论是勘探、开采，还是后期的冶炼、加工，只要大明将其化作己用，那长远收益是相当可期的，综合衡量仍是利大于弊。
大的方向敲定之后，之后的实施方案都可以慢慢再作商量，当务之急还是尽快签署停战协议，终结这场战争。
但即便是最后的签约仪式，双方也仍有许多需要磋商的细节。比如海汉就提出要求，大明必须由崇祯出面签署协议，方能生效。
这协议内容能够通过明廷审议，崇祯当然是拍了板的，由他签署当然也无可厚非，不过具体到在哪里签，双方不免又产生了分歧。
大明希望让陈一鑫入宫，在紫禁城完成签署过程，但陈一鑫却坚持要让崇祯出城。
这并不是安全与否的问题，陈一鑫的想法很明确，如果自己入宫去见崇祯，那大明方面就会将此称之为“觐见”，白白给对方涨了威风。
但让崇祯出城来签协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自己作为海汉军统帅接见战败的敌国皇帝，这就是标准的城下之盟，是要载入史册传播后世的历史事件。
在陈一鑫的坚持之下，最终大明还是只能选择妥协，以一种不是太体面的方式来完成停战条约的签署。
七月三日，北京城城东的朝阳门大开，崇祯帝的车驾在仪仗队及一众文武官员的簇拥下，缓缓出了城。
双方约定的会面地点，就在朝阳门外不远的日坛。
日坛是嘉靖帝主持修建的祭祀场所，这个圆形祭坛的整个坛面铺有一层红色琉璃以象征太阳，祭坛周围还建有一圈矮墙，中心由白石砌成一层方台，就是皇帝祭祀时诵读祭文所站的地方了。
此时日坛外已经有两国军队层层布控，严密把守，崇祯在日坛西侧的棂星门下车后，由王承恩搀扶着，慢慢向里边走去。
中心的方台上已经摆放了一张条桌，两头各放了一把椅子。
陈一鑫已经先到了，不过他没有入座，而是背着手站在桌边，用玩味的目光迎接崇祯帝的到来。
崇祯帝的岁数应该只有四十多不到五十，但陈一鑫观其外貌行止，却已经如同花甲老人一般，不仅须发斑白，就连走路都有些不太稳当了。
而陈一鑫的年纪比崇祯还要大上几岁，但身体和精神的状态，可都要比对方好太多了。
陈一鑫耐心等着崇祯缓缓走到方台上，这才自我介绍道：“初次见面，我是陈一鑫！”
崇祯微微点头应道：“朕是大明皇帝，朱由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