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临江县防艾办，就安朵一个光杆司令。
安朵列出了一份她认为合适的名单，希望卫生局领导帮她抽调这些人，充实到防艾办里面来。
可是第二天，局长却遗憾地告诉安朵，这些名单上的人，他一个都抽不动。
别人给局长的答复是，我又不跟你这个局长有仇，你要害我干什么。
这样的结果让安朵很受伤，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啦？
就连卫生局的一把手都抽不动他们，他们平时信誓旦旦说服从组织安排，听从领导安排，都是说给谁听的？
可是，在艾滋病面前，大家都恐惧啊。
安朵不甘心，她去这些人工作的单位去找他们谈，那几个人态度很恶劣地拒绝了她。
有一个疾控中心从事多年流调工作的专业人员竟然对安朵说：
“小安，你别找我，我在这里干得好好的，这个防艾办我是不会去的。
“而且，你不要坐我们办公室的凳子，不要喝我们杯子里面的水，因为你和艾滋病人接触过，不要把艾滋病传染给我们！”
扩充防艾办人马的事受阻，安朵显得非常沮丧。
她悲观地叹息道，组建临江县艾滋病防治工作专班可不仅仅是充实防艾办人员一样简单，还有比这个更复杂的一线工作机构需要组建。
想到这些，安朵感觉自己的心里沉沉的，一点都不通透。
第14章 令人又恨又怕的“爱资病”
通过参加滇云省疾控艾滋病检测专家组，实地参与了边境地区的艾滋病检测筛查工作。
加上全文通读了鲁家林那本《艾滋病：正向我们走来》纪实读本。
安朵算得上是临江县卫生技术人员中对艾滋病有清醒认知的第一人。
安朵从扩充防艾办人员受阻一事上，明显感觉到广大的卫生技术人员对艾滋病这个来势汹汹的新型传染病充满了误解和恐惧。
安朵无解地想，卫生技术人员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今后防艾工作的目标人群——社会大众。
由于所有人群对艾滋病信息接受的单一化，即使作为多数卫生技术人员，也和社会公众一样，所接受的信息都是单渠道的，甚至于是不客观的。
社会上对艾滋病的误解和污名化，随处都可以感受得到。
安朵行走在临江县城的休闲广场，看到一群群退休的大爷大妈围坐在一起晒太阳，不时传来他们关于艾滋病的热烈讨论。
有个戴着老花镜的奶奶说,艾滋病是老天爷对那些罪有应得的坏人的一种惩罚！
有的老爷爷说,爱资病就是热衷于资本主义国家腐朽生活的人才会得的脏病！
有的说，如果我的家人得了这种“爱资病”，我就要把他清理出门户，让他自生自灭。
在这些大爷大妈义愤填膺的讨论中，得艾滋病的人就是x毒者、l交者、txl者、a娼。
不仅社会上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非常歧视，因为安朵参加过艾滋病检测工作，她也遭到了同行们的误解。
安朵有一次和几个从县级医疗卫生单位抽调出来的同事下乡，进行乡村计划免疫达标考核。
她们这次乘坐一辆公务车出行，车子即将启动，安朵才拎着一袋面包最后一个上车。
安朵意外地发现，自从她上车坐下，紧挨她的一个女同事就连忙起身挤到前面的座位上。
前面已经没有了空位，可这位同事就是要挤上去。
这要换以前，她们这些姐妹对安朵可亲近了，大家都喜欢和她挨坐在一排座位上。
安朵拿出刚买的热腾腾的面包，大大咧咧地递给同事们。
她知道这次下乡出发得早，很多同事甚至来不及吃早点，所以这些面包是特意为没有吃早点的同事们准备的。
一直非常喜欢吃安朵“便携式早点”的同事们，现在一个个被惊吓到连连摆手，唯恐避之不及。
这要是先前，她们早就一个个乐开花欣然接受，还啧啧称赞安朵是暖心小天使。
临江县的乡下条件差，乡下旅馆少，经常人员爆满，且都是多人间，女同胞们只好和安朵挤在一个房间住宿。
那些女同胞对安朵的反感越来越明显，且态度上更加的冒犯安朵。
安朵被要求不能和她们在同一间浴室洗澡，牙刷和毛巾不能放在浴室。
不能和她们共用香皂，甚至被要求洗衣服时设定的水温要更高。
被昔日亲密无间的姐妹们有意疏离，让安朵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跌落到无尽的深渊里。
安朵无解而无奈，她真切地感受到被抛弃的滋味是多么的令人绝望。
她又认真通读了一遍鲁家林所著的《艾滋病：正向我们走来》，一下子就理解了社会上对艾滋病严重污名化的缘由。
安朵清晰地记得，她第一次看到艾滋病这个传染病的信息，还是在一九八五年那年，当时的她还在普宁卫校读书。
她在学校阅览室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系列关于艾滋病的报道。
其中《谈谈“超级癌症”——艾滋病》比较典型地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来自西方的“传染性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