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琰和秋意对看一眼，不吭声。
谭女士忽又变得语气温和：“过家家嘛，好耍不。”说着剥开手里的广柑，把果肉分成几瓣，塞到他们嘴里：“来我莽（喂）！”
重庆人热情仗义，秉性如火，谭女士更是如此，她从不消沉，身上仿佛积攒着无穷的希望和斗志，强大的生命力如同树根扎入大地，颇具魅力，让人觉得可靠。
1927年3月底，谭女士死于通远门下的打枪坝，从此朗华真正变成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那天起，重庆陷入白.色.恐怖的阴霾，收留朗华的表舅一家连夜搬走，打锣巷的孩子被大人关在家里禁止外出。
温琰不敢确定自己是否听见了那天的枪声，从十一点到下午两点，屠杀持续近三个小时，从外面回来的人都吓疯了，在巷子里大喊：“杀人啦！通远门那边杀了好多人！”
“打枪坝！他们在打枪坝开大会，还有好多学生娃娃在啊！”
为了抗议英美军舰炮轰南京的暴行而聚集起来的各界群众遭到了军阀的镇压，大会刚开始，混迹在人群里的士兵和团丁突然毫无预兆地开枪扫射主席台和平民，他们用铁棒和大刀追杀毫无防备的百姓，混乱中更有不少学生孩子被踩踏在地。死了一百多人，受伤一千多人，尸横遍地，血染会场。
朗华的母亲在他面前中枪身亡。
年幼的温琰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杀害同胞？尤其这种时候，外来入侵的敌人还没赶跑，那些列强如同臃肿恶心的寄生虫扒在华夏大地敲骨吸髓，而我们竟然还要被自己人残杀，为什么？
人心惶惶，恐怖的杀戮和全城搜捕让大家不敢出门。
几天后温琰才从大人们私下的谈论中听到朗华母亲被害的消息，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叔叔，她曾有过一面之缘，才不到三十岁，因为叛徒告密被捕，军阀将他割舌挖眼断手，抛尸在佛图关下。
温琰每天晚上都哭，她想去打枪坝给朗华妈妈收尸，而且朗华也已经好几天不见踪影，她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死了。
对面那间房子人去楼空，黑黢黢，死沉沉，悄无声息。
凌晨三点，更夫走远，打锣巷的狗突然警觉地叫起来，必定有人接近，但不是生人，所以狗只叫了两声，很快没了动静。
温琰这几天担惊受怕，小小年纪竟有了浅眠的毛病，她下床走到窗前，往外探头，正好看见青蔓挂在二楼窗台，双手一松，燕子似的跃了下去。
温琰不敢跳窗，蹑手蹑脚离开屋子，小心翼翼打开门，摸黑走进对面开着门缝的房子。没有灯，月光微弱照明，堂屋的四角桌前趴着一个人，脸颊埋在胳膊里，背脊微拱。
“朗华哥哥。”
秋意悄悄唤了声。
那人抬起脸，看见朋友们都来了，紧抿着嘴，说不出任何话，随后又沉默地趴了下去。温琰和秋意坐到左右两侧，将他抱住，青蔓也伏在他背上，四个孩子像树枝缠绕在一起。
朗华清瘦的身体在发颤，他手里攥着一只银镯子，是逃命的时候从母亲手腕上扒下来的，什么都没了，她死了，遗体带不走，唯有留下这只蒜头镯……
许多年后温琰常想，为什么朗华会走上与他父母截然不同的路，其中很大的原因，正是他从十二岁起就不得不学着讨生活，想方设法养活自己。他那颗年幼惶恐的心被惊涛骇浪拍打，就像孤身一人乘着简陋的木筏漂浮在汪洋大海，其恐惧无助不是同龄孩子能够体会的。
青蔓不愿朗华从此失学，主动提出帮他补课，将自己在学校所学倾囊相授。可朗华总提不起兴致，每回被青蔓抓去学习，要么百无聊赖地托腮看着她，要么敷衍应对，急于结束。
有一次青蔓好像生气了，闷闷地问：“你是不是觉得很无聊？”
朗华吊儿郎当翻两页书，“嗯”了声。
青蔓绷着脸，点头说：“好嘛，我自作多情了，确实没得意思。”
朗华见她神情不对，立刻收起懒散的腿，乖乖坐在桌前，笑说：“没有，你教的东西我都记下来了，昨天背那个诗，”他煞有介事地清清嗓子，朗诵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菊花少一人。怎么样？”
青蔓听着觉得不对劲，拧起眉头：“插啥子菊花，插茱萸！”
“啊？”朗华满不在意，偏歪着脑袋询问：“重阳节不是跟菊花有关吗？我记错啦？”
青蔓瞪一眼，懒得理他，收拾书本就要走。
“喂，”朗华叫住，问：“你明天还来不？”
青蔓低头想了想，忽然就原谅了他，正要开口回答，却听他说：“我明天有事，不在屋头，你……”
她脸色一沉，抬脚直接走了。
秋意十二岁生日，依照往年的习惯，陈小姐会带他去照相馆拍照。这次他把温琰也捎上了。
位于左营街的留真照相馆，三层楼房的临街门面，老板曾留学日本学习摄影，为追求艺术质量与风格，多次赴上海参观学习，依照闻名的王开照相馆规模建造，摄影设备全部从国外进口。
温琰和秋意坐在红木布沙发里傻笑，脚下铺着印度地毯，一旁摆着柜式留声机，背景早已不兴亭台山水的配画，而改成巴洛克风格的帷幔。那小圆桌上盖着丝绒桌布，还放了一台电话，陈小姐坐在另一端的西式但丁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