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随倒也注意到众人的脸色不好看了，于是将王逊搀扶起来后，便即倒退一步，然后深深一揖，致歉道：“我非无礼，一则甲胄在身，二则近日染病，膝盖每日针扎一般疼痛，实在是拜不下去啊……不知城中可有良医，为我诊治哪？”
宁州虽然偏远，人口稀少，开发程度很低，但堂堂州治，合格的医生还是能够挑出几个来的。直到入城后遣医生看过了，众人这才相信——敢情甄将军是真有病啊，不是为其无礼举动而随便找的借口。
其实甄随离开成都前，陶侃就反复叮咛过，说王邵伯护守宁州，抵御巴氐已经十载，不管他是肯于从华还是仍旧心怀故晋，其志皆可嘉，其行皆可勉，你可千万不要仗着名高位尊，特意折辱于他啊。再者来说，倘若他抗拒王师还则罢了，若肯归从，我军终究远来，南中将吏必怀警惕之心，你若是行为无礼，若再逼反了彼辈，则于国家无功而有罪了。
终究宁州那么大，户口却不蕃，多山林瘴疠、蛮族夷部，人要是躲藏起来跟你打游击，不是三五年便可底定的——你也盼着参与攻伐江南之役不是吗？倘若陷身泥淖之中，恐怕就赶不上了。
正是因为有陶侃的叮嘱，最主要甄随不想在南中浪费太多时间，才肯咬牙忍住性子，和颜悦色地跟南中将吏解释：我是真有病啊。若其无病，必不至于连膝盖都不肯弯；正是因为有病，则我本无倨傲之意，却被你们误会，那多划不来啊——这必须得解释。
甄随这毛病，也就这俩月才得，不犯病的时候自可奔蹿如飞，但三不五时的却双膝剧痛，曲折为难，只好跟丧尸似的直着两条腿缓缓走道儿……医生看诊之后，就对他说：“将军双腿，想有旧伤，损及筋脉，但炎热多雨时，不时发作……”
甄随忙问：“可能治么？”
医生苦笑着摇摇头，说：“某可尝试施针用灸，减缓将军疼痛，然终不能断根……”顿了一顿，又安慰道：“若将军不向南来，而往北去，居于干燥寒冷之地，则此病未必还会发作。”
甄随不禁懊恼，心说想不到半辈子爬山，最终就折在这事儿上……原本我还以为将养将养，就能彻底好了呢。等定了宁州之后，我还要去打荆州、湘州，乃至江、扬的呀，都是炎热潮湿的气候啊……这若是正在阵上，突然犯起病来可怎么好……
看起来，伐江南前，还得抽空回趟洛阳，去访求更靠谱的医生。原本打算天下大定后，就回老家过下半辈子，如今估计湘州是呆不住喽，甚至于长安、洛阳都不可居——难道老爷要在并州……甚至于其北部晋阳等地终老不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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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既定，那么伐江南也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来了。
某一日，裴该召来著作郎王羲之和秘书庾翼，问他们：“卿等可能为朕做书，劝告父兄，不如早早降顺，以免刀兵起时，生民涂炭啊？”
王羲之和庾翼都是去秋太学试时以外舍生身份合格入仕的——这种变相的科举制度，裴该都筹划了好几年了，却直到去岁才终于得以施行——只不过二人年纪都还轻，又没有什么实务经验，所通者唯有经史，所长者唯有书法，故此吏部在得到李矩的关照后，即命二子入秘书省。
秘书省旧掌国家图书，后与中书省同，亦典机要。华朝之秘书省，则除管理图书外，还负责为天子草拟和润色诏令，名义上不再掌机要，其实接近天子，对于国政仍然保有一定的影响力。
庾稚恭的策论四平八稳，吏部认为有培养从政的资格，乃进为秘书。至于王逸少，经史方面的成绩比庾翼要强，策论则完不知所云，因此虽然同入秘书，却任职于著作局，为著作郎。
晋代的著作局很小，只任一名著作郎和八名佐著作郎；华朝的著作局，却在裴该的坚持下，规模扩大了好几倍，以著作监、丞为主副官，下设著作郎、校书郎等近三十人，主要任务除管理典籍外，还要他们重新梳理诸经、诸子，刊刻权威版本出来。
——学术可以讨论，教材则必须是官方的，并且只能有一套！
可是即便如此，著作局亦常感人手不足，希望吏部能够再拨良才。这是因为在原本历史上，五胡之乱绵延百余载，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极其严重，无数典籍因此亡佚；在这条时间线上，裴该原本有机会拯救一批的，却被他作为逃亡的掩护给主动舍弃了……
但终究在他的努力下，大大缩短了北中国动乱的时间，客观上挽救了相当数量的公私文书；而即便那些彻底找不回来的，好在读过的人很多尚且在世，颇能够凭借记忆力补足一部分——只可惜没有蔡琰那种既家学渊源，又博闻强志的奇才了。
因此搜集、整理乃至补足这些文书的工作，就都落到了著作局头上。根据裴该的估算，我怎么着也能为后世多保两三成的图书下来吧。
不过王羲之进入著作局后，却并没有参与点校经籍，或者整理图书，整天就忙着抄书了……监、丞等都听李茂约说过，此子虽然年轻，却是卫夫人的高足，又曾受过其父兄的指点，或隶或楷，以及新兴的行书，皆为当世之矫矫者；试之果然，于是便用其所长，把抄书的工作都堆去了他的案头。
王羲之倒是得其所哉——就当练书法了，难得的工作竟然能跟兴趣如此契合。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校勘，用郑玄之注，乃命王羲之誊清了，上呈天子预览，请求开版印刷。裴该大致翻了一下，就问：“较卿等前所勘《书》、《易》，字迹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终，纯然一体，不知为何人所录啊？”
著作监明确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顿了一顿，又说：“乃请即将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该说允啊，当然允了。暗道将来著作局刊刻推广的这部书——可能还会有别的——必然为万世所追捧，内容暂且不论，那可是“书圣”的亲笔啊！哦，到时候我是不是先问王羲之要部签名本来呢？
拉回来说，裴该这一日召见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们可以作书送往江南，劝说王氏、庾氏等主动归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实在这件事上，裴该内心很矛盾，既希望通过一场摧枯拉朽般的军事行动，把江南的各种残腐势力尽量清扫干净，更便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又考虑到兵危战凶，必致横尸遍野、生民涂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还是以不打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辈不会那么轻易俯首的——要从华早就从华了，起码可以派人过江来谈条件嘛——仍然叮嘱王羲之和庾翼写信去劝降。然而王、庾二人却皆苦笑着请罪，说：“臣等即于入仕之前，亦常致书父兄，申以大义，望其幡然改悔……惜乎书多不答，即答，亦不过闲叙家常罢了。”
裴该心说什么“申以大义”？多半是“晓以利害”吧。估计没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轻易交卸兵权的，而王敦若不表态，王导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导的跟屁虫……
不禁轻叹一声，说：“朕昔在建康，与王茂弘、庾元规等常有来往，虽难免稍稍龃龉，却不意如今天堑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过寄望侥幸，以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么？南人暗中向朕纳款者，不知凡几；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联络途径，卿父兄却不知用……”
确实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过各种渠道向洛阳致意，即便不明说愿为内应，也委婉地表态，倘若王师渡江，我等必从。好比说贺循之子贺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阳来联络刘隗，说我当初在公门下，为公设谋脱难，这事儿您可还记得吗？
——想当初江东之乱，王敦使钱凤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协、刘隗，刁玄亮不免于难，刘大连却靠着门客贺隰的劝说，先跑去吴兴王府上，托庇于吴兴太妃裴氏，这才能够逃脱钱凤的毒手。
贺隰，还有纪瞻之孙纪友等人，那跟裴该也是有过交情的——曾经同游覆舟山，裴该北渡前，还通过他们向几家土著豪贵商借过钱粮。只是如今裴该贵为天子，他们当然不好直接凑上去说：“皇上您还欠着我家的谷子呢。”而只能因贺隰曾献策救刘隗之功，请求刘大连帮忙转奏。
江东士人之所以与洛阳政权暗通款曲，主要是对王敦不满——王茂弘还肯笼络南貉，王处仲却几无此心啊；而即便王导，也只知道拉拢贺循、纪瞻等老一辈而已，于其子弟，并没有太过下心思录用。
在原本历史上，东晋肇建后最显赫的家族是王、庾、谢、桓等，皆为侨客，所谓江南五俊——顾荣、贺循、闵鸿、薛兼、纪瞻——其后人大多止步于州郡之守。尤其琅琊王氏还则罢了，那庾、谢、桓等，在中原时不过二三流门第而已，则东晋政权宁用彼等也不用江南大族子弟，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贺隰、纪友等辈，都暗中怂恿家中尊长，说以如今之势，华军迟早渡江，咱们得欲做准备，才能保证家族的安泰啊。终究南貉、北伧，矛盾很深，要不是裴该规复洛阳后，侨客不少北还，估计如吴兴周氏之乱还得多来过几场。南人想自治是不现实的，一定要找个依靠，则从晋还不如归华，对自家可能会更为有利呢。
终究如今侨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两柄利剑，悬在南人头上；而若从华，天子或居长安，或居洛阳，即便派北人来治理江南，咱们敷衍和架空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些吧。
这种情形并不特殊，想当初谯周为什么先做《仇国论》，煽动失败情绪，继而又劝说刘禅投降？就是因为巴蜀土著与荆州士人之间的矛盾太深，即便诸葛亮都无法弥合，等到蒋琬、费祎、董厥、樊建等执政后，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谯周等辈怎么可能会开心？
同样在东吴，孙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与江南土著之间的矛盾，通过暨艳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国家政权核心若在中原，则汝等既可来，我等亦可往，出出进进的，即便因为所居偏远而稍弱一头，终究不会被拉得太远，甚至于时间长了，还可能有胜出的机会。但若主客都蜷缩、拥挤于一地——或巴蜀，或江南——那就只有客谋主地，客夺主权啦，土著对客居者的老家根本伸不过手去；就这一亩三分地，原本都是我的，如今却要分润于汝，汝却无可予我，那谁肯甘心啊？！
故此裴该对平定江南，信心很足。这不跟淝水之战时候似的，江南政权已经基本上稳固了，即便土著也没几个会认为但从北方，可得显耀机会——秦主身边儿或氐、羌或鲜卑，连外族都封不完呢，啥时候轮到咱们这些读书人了？
不过即便如此，时间也不可能拖得太长，一则于中原地区恢复民生不利——南北资源要能相互流通，才能对双方都有益处——二则也怕再生什么变数，或者南人久望王师不至，终至心寒。因而裴该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之后，便召枢部使、副许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书张敞、侍郎杨清等人前来，商议南征之事。
许柳说：“臣观前书，觉今与晋、吴对峙之时，形势相差不远，乃当从晋武帝之故智，分兵三道以伐江南——即以徐方之军，下于建康；兖、豫之军指向武昌；巴蜀水师沿江而下，夹击逆贼。
“南人孱弱，非我百战精锐的对手，所虑者唯王敦水师也。则若以巴蜀水师相敌，非大造舟船不可。昔晋文（司马昭）于灭蜀前曾云：‘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虢取虞之势也。’其后因受禅等事，及树机能乱于北方，定蜀十七年后方始伐吴。
“于今断不必等待十七年之久，然亦当期以三载，使巴蜀舟船可成，且朝廷积储丰厚。”
郭默闻言不禁笑道：“枢使此言，未免太过持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