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来自德国，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年轻有为，是世界知名汽车企业的高管，践行节约，喜欢坐地铁，总是穿得像英剧里的绅士，喜欢和心态成熟的人交往。
左渤遥，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美国读了三年的高中，然后回来搞乐队，上赛道，不喜欢读书。一名小小年纪的京圈富二代，喜欢颓废，喜欢特立独行，喜欢和别人不一样，讨厌拘束。
左渤遥正是Frank最难理解的那种人。
双视角第一人称，讲述反叛少年和Frank先生的相识相恋相守。
大概是个适合从夏天讲到冬天的故事。
“Frank有多么好，是无法凭空想象的。”
Frank×左渤遥
第1章
（FR.左渤遥）
Frank先生是德国人。
在世界著名的汽车企业做高管，有着还算不错的家境，定居帝都，Frank先生却时常在地铁上出现，工作时间穿熨帖的西装，休闲的时候穿牛仔衣。
Frank先生仅仅三十一岁。
我三年前去美国读高中，三年之后的现在，早已经有了自己的新乐队，十九岁，算不上最最年轻，可没什么人觉得我成熟，和倚老卖老正相反，我用尽力气，做着许多离谱疯癫的事，让周围人看到我那么年轻任性，他们或许会羡慕我可以肆无忌惮。
我的膝盖上破了一块，季节不是夏末秋初，也不是深秋寒凉，而正巧是处于这些最中间的、不热不冷的秋天，我背着吉他，不长不短的头发搔着脸侧，我喝了几瓶啤酒。
我穿着宽大的短裤和长袜，穿着一件破了洞的背心，外面一件松垮垮的衬衫，看上去不靠谱，实际上也不靠谱，朋友们有大学生，也有不读书的，还有高中生。
这辈子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喝了很多但没醉，第一次见到Frank。
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抓着车顶的横杆，起身下车的时候，吉他撞到了他的手臂，我才注意到他。
“Sorry.”我说。
那时候，我想的居然是我的英文还不错，留学带给我的除了英语口语，冒似不剩什么，眼前的老外有几乎一米九，像时装周秀场里最正经的那位模特。
没打算再和他对话。
“没关系。”他的中文过于标准，发音几乎接近于母语者水平，后退半步为我和同伴让路，这时候，我才更认真地看了一眼他的脸，然后，将视线挪开，钻出不算拥挤的人群，往车门那边去了。
我几乎忘记了他。
Frank捡到了我落在地铁上的身份证，第二次见面，他穿着冲锋衣和牛仔裤，坐在派出所走廊的蓝椅子上，抬起手腕看了一次时间。
“左渤遥。”当民警把身份证递给我时，Frank以平静的语气念我的名字。
“谢谢。”
第二次见面，仍旧没多少交流，我对世界漠视，Frank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从此，我记住了他，知道了他叫Frank，是德国人，在海淀上班。
我没爸，有个很厉害的妈，她揉我的头还没揉狗温柔，我从沙发上爬起来，又换个方向躺下，妈无奈地“啧”一声。
母子关系算不上坏，我说：“有个老外捡了我的身份证，咱送点儿什么？”
“请个客才有诚意吧，你觉得呢？”
“切，”我不屑一顾，说道，“您别逗，又不认识。”
隔天夜里，和文铎、廖怡然、菲子几个排练，地点是菲子爸找的老仓库，没怎么装修，就喜欢那种破烂的味道，几百平，宽阔敞亮，已经用了两个多月。菲子看起来是个乖乖女，戴眼镜扎马尾，总是下了课才能赶到，高高的个子，笑起来眼睛下面鼓起撒娇肉。
别人看不出来的是，菲子是个铁T，半个月前交了一位女朋友，菲子拎起裤腿，白黑色的校服外套扎在腰间，我们坐在一堆废弃的铁皮桶上。
我的手机震个不停，不耐烦了才拿起来看，发现全是赵昀打的未接。
他找我聊乐队演出的事情，喝得醉醺醺，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排练，他说自己失恋了。
才谈了五天就失恋，切。
怎么也没想到Frank和我妈认识，他俩就是生意场上的关系，不说私交甚好，甚至有没有私交都有待商榷，要不是因为我丢身份证的事，我妈可能也不会多注意这位不爱出风头的德国人。
如果是个真正的陌生人捡了我的身份证，那大概在答谢的时候也顾及对方的意愿，但Frank对我妈来说是不可放过的社交机会，虽说不一定用得到这条人脉，可我妈还是不肯放过，她的说辞是：“细节见人品，这样的的朋友值得交。”
我说：“你是董事长，他就是个副总，为什么要上赶着认识。”
“说笑了，如果咱们企业也做到宝马奔驰那种级别，那我就和他们一把手称兄道弟了。”
总结一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穿着磨白涂鸦的牛仔外套，和西餐厅里这帮老气横秋的人格格不入，我把薄薄的菜单翻了三遍，然后，开始吃我妈帮我点的前菜。
吃什么无所谓，我心里还在想着白天赛道上的事情，而Frank穿得像英剧里的人，他跟我妈聊天，用德语。
我妈就会几句德语，非要显摆一下。
加了联系方式，这样，我们才算是真的认识了，我好奇心上来，想知道汽车企业的高管到底开什么车，因此要吃完之后跟着他去看，他却说：“我今天坐地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