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啊。”罗让说,“你不也说了,出不了事,该怕的是那些人。你说我还杞人忧天干什么呢?”
罗琪想想挺对,而且也实在看不出罗让是真放心了还是装出来的。于是他又勉强憋出几句宽慰之语,就拿上自己东西,赶回剧组去了。
罗让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晃动的枝叶,陷入了沉思。
余希声的资料,有的部分很明白,有些地方却含糊其辞。例如“性情大变”,就没有写原因。再有就是“陆轸同志”身份语焉不详,他将余希声找到后带回家,并没有交代对余希声的处置,而只是简单说了一句“经过陆轸同志的教育……允许入党”。罗让能从中推理出一个信息:这位“陆轸同志”一定是给余希声做了某种担保,以致于“组织上”对余希声既往不咎。
问题是,“陆轸同志”跟余希声是什么关系,愿意担这样的风险,为他作保呢?而且,余希声创立“象盟”这件事,影响不小,“陆轸同志”显然很有能量,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为他抹平此事。
不光如此,罗让想得更深一层。整份资料,通篇未提余希声最重要的两位亲人:父亲和母亲,却不断出现他小姨傅勉卿的名字。这是不正常的。从余希声多次回避关于“过去”的话题来看,他的家庭肯定存在很大问题。是父母离异,或者已经去世?这是罗让暂时无法知道的。
但他能够肯定一点,对余希声来说,十四岁和十六岁是两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十四岁发生的事,毁灭了那个少年的音乐之路,而十六岁前后,一定还发生了足以改变他人生的变故。否则,光是一直以来暗中看顾他的“陆轸同志”,就不会允许梁志开这样的人都能欺负到他的头上。
但以上这些,还都不是罗让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再多心结,只要一直在一起,他总能慢慢开解掉。可如果遭遇强大的外界阻力,不能继续在一起了呢?
罗让对“陆轸同志”充满了警惕。尽可能查到这个人的资料后,就更加在意了。也许对一些上层人物来说,还不算什么,但在他这样的小老百姓看来,真是个很大的官了。不说别的,就蔡老师的朋友,那个刑警队长,不都比他有能量得多吗?
虽然到现在为止,“陆轸同志”还未露面,也没有任何行动表明要插手他们的关系,但提早做好准备,以防万一,总是有必要的。
罗让想,也许有人会嗤之以鼻,但他的确只有一颗真心能够奉上。只要余老师不嫌他,他就有勇气坚持。
余老师现在在哪呢?希望他一切顺利,恳求他不要重启“象盟”。要是他喜欢平凡的生活,罗让愿意一辈子假装不知道这些事。他想:余老师,千万不要为了我,去勉强自己。
余希声倒真没有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打算。经历了一些不太美好的事情后,他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胆小懦弱的人。他只想做一个教书匠,把山里的孩子带出去。他喜欢孩子,愿意照顾他们,保护他们。
现在,他养的“大孩子”被人欺负了,他心中痛恨,便佯装强势,拿起锋利的武器,要赶走那些可恶的敌人。
余希声没有像罗让想的那样,去找那些人“硬刚”。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乡村教师而已,哪里有这样的能力呢?他能做的,只是稍微动用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绞尽脑汁地扯起虎皮当大旗。
首先,他联系到寓居新城干休所的一位长辈,询问他那里是否有一架钢琴。他说,学校有汇报演出,他要献奏一曲,但多年不弹,手上功夫生疏了,于是想借用数日。
老人不疑有他,非常开心,得知学校正在放假,索性让司机过来接他,说干脆去干休所住几天,趁着正好要练习,给他们几个老家伙蹭个耳福。
余希声从善如流,欣然允诺。
坐上老人派来的车,半路上,他对司机说,要去某地驻军后勤处见个朋友,请他绕个弯子。这不算大事,他又给司机买了点烟酒,后者就挺高兴地答应了。
到了地方,他让司机在路边停下,说去去就来。在门口,点名要找后勤处某位主任,说要举报“非法使用军车”的情况。当然没人理他。但看到他坐着挂部队牌号的小轿车来,也没敢把他拒之门外,就把他带到一个接待室,让他坐冷板凳。他等一会儿,就看一眼腕表,半个小时以后,面色一沉,转身离开了。
回到车上,他跟司机说,没见到那位朋友,要去警备司令部找人。路上可能会遇到那位朋友,所以要开得慢一点。司机有些不耐烦,得到一个红包后,摸了摸厚度,又乐呵呵答应了。
没多久,刚离开的后勤处开来一辆车,追上了他们。原来,余希声要找的那位主任一直在办公室,只是不高兴出来。后来因为他一会儿看表一会儿看表的动作引起注意,就叫来岗哨问了几句。听说挂的牌是“京V05”打头,立马上了心——这不是首长家属吗?再追问动向,说是去了警备司令部,登时就急了。在这儿举报不成,改去司令部找纠察了?那他们后勤处还不得扒一层皮啊!在部队待过的,都知道纠察的恐怖之处,当下不敢大意,立刻上报。上头也相当重视,这就让他来追,好悬半路上追到了。
主任气喘吁吁下了车,小跑到余希声车旁,轻轻敲他车窗,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继续端着架子,还是应当点头哈腰——这里面坐着谁,也没人知道啊。
余希声并不给他多想的机会,降下车窗,把一叠材料往他怀里一丢,就对司机说:“开车。”材料是利用小时候一个网站搜集到的,都是些有关军车的违法乱纪的事,罗让告诉他的那辆车,夹杂在其中,很不起眼。
司机见余希声面沉如水,从后视镜看了眼车外的人,琢磨着不能多管,直接就开车走了。
主任眼睁睁看着小轿车扬长而去,琢磨着这个派头,还真有可能是大领导的子女。他颇为忐忑地低头看材料,没看几行就瞪大了眼。军车私用的情况他知道,有是有的,可一直也没人说要整治,谁都不想做出头羊,那就放着呗。没想到,竟然会因此得罪了“首长的家里人”。材料里列举的事件很多,证据很齐全,他知道,肯定是有几个不长眼的招惹到刚走的那位了。问题是哪个呢?主任不得其解,回去往上一报,后勤处上下一合计,人都亲自上门了,摆明是动了真火。没看都要去警备司令部找纠察了吗?与其等纠察下来,全后勤处遭殃,还不如自己先动起来,内部彻查,把这份材料上涉及到的人、事,都给处理了。
一场风风火火的“严查军车违法违纪”行动,就此拉开序幕。整个行动持续了几个月,大风暴波及范围很广,接连几个基层干部落马。而一批私用军车、违法违纪的惯犯,则被杀鸡儆猴,该抓抓,该判判。像是依附几个“军痞”,才搭上后勤处这条线的孙满之流,显然就属于最好杀的“鸡”了。
余希声从医院离开,一共消失了一个礼拜左右,从新城回来时,孙满已经进了牢房,久久不能开庭的“艾滋病人袭击校园”案,也终于开始审理了。
开庭时,被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个口吃不那么伶俐的律师为他辩护。在原告律师用有力证据回击被告“精神病人”的说法后,被告显然慌张了许多。他在庭上甚至对余希声大喊,“不想死就撤诉,否则罗让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这除了让他的处境更糟糕以外,并不能起到任何威胁的作用。他显然不知道,他家里所有关系都断了,现在是自身都难保,遑论再来救他。律师告诉余希声,他们形势非常有利,一审判决结果,极有可能按十年来判。
余希声怀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将一审情况告诉给仍在病床上的罗让,末了问他:“有没有想吃的,我去给你买。”
罗让拉着他手,让他先坐下,等他坐稳了,才慢吞吞道:“我觉得,你还是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给我报仇的,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
余希声笑眯眯道:“保密。”
罗让见他温温柔柔的样子,心里怕怕的,勾着他的手,说:“我以前跟你说的事,别往心里去。”
余希声好奇道:“你指哪些啊?”
“就是……”罗让小声说,“那些打架什么的……”
余希声很体谅地说:“谁还没年轻过?我知道你都变好了。”
罗让松了口气:“这是你说的,以后不准翻旧账。”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过好以后的日子就好。”余希声笑道,“再说了,我又不是警察,管那么多干什么?”
罗让听到“警察”俩字,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登时抖了抖。
余希声担心地摸了摸他的脑门,说:“怎么发抖了呢?是不是烧起来了?”
罗让乖巧道:“不知道。”
余希声用自己额头贴上去,试了试体温,纳闷道:“好像差不多啊。”
罗让道:“是吗?那可能是冻到了吧。”
余希声看了看窗外,春光明媚,一丝风也没有。他给罗让拉了拉被子,不确定地说:“现在还冷吗?”
罗让张开双臂,让余希声坐得靠近一点,然后便将他一把拥住,笑道:“这样就好了。”
余希声“嗯”了一声,任他抱着。谁叫天大地大,病人最大呢?他感觉到罗让亲了亲他的发旋,无奈地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是拿这个“大孩子”没办法了。
但他没看到,撒娇般抱着他的“大孩子”的眼中,深藏着后怕与不安——
万幸,他回来了,回到我这个不值一提的怀抱中来了。
罗让感恩地想着,觉得自己是被上天眷顾的男人。为了回报这份幸运,他决定以后每天都要更爱余老师一点。
至于余希声呢,却只是在思考着,晚上要熬什么汤给罗让补身体,还有,很久没检查郭留连功课了,回去就要查了。
虽然心思有异,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觉得,自己能有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最幸运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