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秀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在炉子上烧茭白，“回来了啊。”
“嗯。”她端起柜上的茶杯咕咚咕咚喝水，要把心里的恐惧压下去。
“秀儿，去隔壁崔太太借点芝麻油。”
朱秀喝饱水，脑袋空空坐在木凳上，执拗上来，“不去！”
“你这孩子怎么了，下学回来就这样。”
她听母亲的声音，混杂在油锅滋拉滋拉的声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突然想了什么，跑去厨房的门框边站，问母亲。
“隔壁的崔先生在哪里做事？”
“听说做翻译，怎么突然问这个。”
“哦。”朱秀盯着母亲手中的木勺来回翻炒逐渐焦黄冒着热气的茭白再发起呆。
学校里，朱秀遇到王那，王那吃惊得问她。
“你出来了！”
“怎么？我该坐牢多久？”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还不知道吧，昨日闹大了，有人把房子烧了，当局这才抓了我们许多人。”
“什么？把谁的房子烧了？”
“就那曹卖国贼。”王那附在朱秀耳边讲。
“你真是运气好，别的代表还没出来，校长去斡旋了。昨日真是抱歉，我突然肚子痛，让你替我受罪了。”王那从书包里掏出牛皮纸包着的一团，展开。“桂顺斋的藏饼，枣泥馅的，你吃。”
“我不饿。”
朱秀没接受她的好意，王那也没介意，硬生生把糕点塞进她手里。点心沉甸甸，她望着王那走远了，拿起一块藏糕咬上一口，又酥又甜。
学生被捕的新闻自然是当天报纸的头版。当局以维持秩序的借口斥责这些学生乱掺合，还要维护这些出卖国家主权的国贼们。民族企业的商人们也要借着这股劲，［请用土货以救国］来做广告，卖什么桂花粉，鸡蛋面。
迫于学校的社会的压力，第二天，那些被捕的学生代表果真被释放了。朱秀松下一口气，怪不得，他们一点也不怕。不仅不怕，他们还要进一步筹划公共演讲，痛斥当局包庇这些卖国贼。
“听到没，以后不准上街去，会被抓去坐牢的。”饭桌上，朱秀的母亲用筷子敲打着她的饭碗。
“知道了。”她顺着母亲，但也反问，“比我积极的那些代表不是也没事吗？怕什么呢？他们不敢对学生怎么样的。”
“你有枪吗？”
“没有。”
“那你们肯定失败。”朱秀母亲齿间嚼着酱瓜，嘎巴嘎巴的声音很脆。
“为什么？”
“他们可是有枪的。”
朱秀不言语了，母亲说得没错。烧了房子算什么，哪怕是杀掉几个卖国贼，当局也很难改变态度。
“什么时候回趟乡下，园子的黄杏快熟了。”
连续好多日子，她都没有再见到隔壁的崔先生，是不是该和他道谢？可他在为警局做事，那就是与学生为敌。
他应该很忙，因为最近又有学生被捕。还是夕阳时间，家门巷子尽头的那棵大树筛过火红的光芒，没有其他人。朱秀走过他住的宅子，忍不住踮起脚往里看，其实她不够高，什么也看不见。
“在看什么？”
她被着实吓到，尤其是在做心虚的不想让人知道的事。她的腿在颤抖，靠在灰墙上才没跌倒。
是他！她却不知将和他说什么。不看他，于是再看别处。看他手上提的棕色公文包，思忖着里面装了多少黑了心的文件。
崔华喜欢她这谨慎胆小的模样，绽放微笑。就如面对写错字的女学生，男先生总是没办法严肃起来。
“我母亲说你做翻译。”声音还是很小，朱秀的眼神从他的手提包再往下，停在他脚上穿的传统黑布鞋面上。
“是的。”他说。
“你骗我。”她的声音大了一些，但还是很小，在男人的耳朵里依然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和质疑力，相反，倒像是一只饿了几日的小猫在向他求食抱怨。
“我真的是翻译。”崔华打开他的公文包，拿出一打文件，竟毫无保留展给她看，“看，日文的，英文的，俄文的，中文的…”
他把文件拿给她看，可她只敢看他的脚面。好半天，她勇敢地抬起头，他的眼镜被夕阳的余晖反射，她的眼睛又被刺到。
“你就是骗我！”然后转身第三次逃了。
阳历六月，农历初夏，学生运动越发厉害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朱秀的母亲带着朱秀回了乡下。北方缺水，田地被阳光曝晒得白茫茫一片，刺眼得像崔先生的眼镜片。
绿色柳叶下的杏子橙黄色带着红边，朱秀踩在木梯上，摘下杏子递给树下的年轻男人装进竹篓。树下的年轻人叫傅彬，是她表叔的儿子，比她大上一岁。
“接好啊，接不好我仍你身上。”朱秀活泼起来和他开玩笑。
“别仍。”
傅彬四方的脸，眉目清秀，个字很高却恐高，不然也不能轮到朱秀爬梯子，他这个男人在下面。他看不上从城里来的她，没有女人样，读过的书也是没有用的。
傅家在乡下有百亩园子，是大户，可傅家只有傅彬这么一个少爷。
“我年纪大了，这个园子可不能荒芜了。”傅彬的父亲对朱秀的母亲说。
“是啊，这园子这么大，真好。宅子也大，不像城里，胡同小的转不过人。街上卖的杏子抽抽巴巴也不新鲜。”
“可傅彬这个孩子，要走。”
“走？走去哪里？”
“他要去南方。”
“南方？那边可不太平。”
“谁说不是，可我又能怎么办？”
“要不，娶个媳妇？生个孩子安了家，他就不想去了。”
朱秀母亲的这个话，不是随意说的，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秀儿这姑娘挺好的，能上梯子摘杏子，是个会持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