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辍学的决定以及它对我的健康造成的后果，使我父亲感到万分内疚，他更加厉害地酗酒。母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规劝和安慰他，可总是事与愿违，以致渐渐感到束手无策，孤立无援。我们家仅有的一些来客，就是那些被请来制止父亲在痛饮苏格兰威士忌之后失态的护士。
好几年以后，我开始为军情五处调查一批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英国人，这些人在三十年代醉心于共产主义。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那段生活。我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和受教育的机会，我的家被资本主义变幻莫测的局势拖得支离破碎，我亲身经历了经济的萧条与不景气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因为他们当了间谍，我成了猎人，而他们却成了猎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答很简单。一九三二年，我十五岁，没有什么资历，需要工作。我没有时间过问政治哲学。我在《泰晤士报》的人事广告栏目里登了一则待聘启事。第一个给我回答的是一名叫玛格丽特利的女人。她在苏格兰韦斯特罗斯附近的普诺克顿经营了一个被称为阿奇纳达罗奇的农场。我成了她农场的工人，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苏格兰有起伏连绵的山峦，开阔无际的天空，大自然使我从困惑中怡然得到了解脱，把过去的痛苦悄然融化在这温暖而又协调的生活之中，我寻找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爱好;务农。
玛格丽特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想把她的农场办成一个训练基地，专门培养从伦敦贫民窟来的孩子们，以便让他们将来能当上各农场的管理人员。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她决定放弃这一念头，打算写一部反映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生活的书。白天她写书，我照管农场；晚上，等我把一切料理完毕，她便让我坐下来为她大声朗读她在白天写的东西，我的慢性口吃症因此而渐渐痊愈。这本书最后终于出版了，书的名字叫《高原家织》，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春，地主要增收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土地税，我们因付不起这笔土地税，被地主赶出了农场。我们只得搬到康沃尔郡的一个农场去，那里地租要便宜些，生活一如以往。我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一名专门研究食品生产工艺的农业科学家，但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中断，无法获得资格申请奖学金。三十年代还不时兴赠款。后来玛格丽特给了一点帮助，我靠着自己在贩卖猪崽生意上的小聪明，以及家里和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的院长有点关系，好容易才凑到了足够的钱去农业经济学院学习。我搬到牛津一年以后，即一九三八年就和妻子罗易丝结了婚。这时关于战争的传闻到处沸沸扬扬，我们和其他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怀着一种好景不长的预感，似乎免不了要过那种流离失所的动荡生活。
我在牛津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开始弥补过去六年中由于他的酗酒所造成的损失。在母亲的鼓动下，他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工作，不过只当了一名顾问。我想，大概是战争迫在眉睫的预感使他猛然醒悟，他渴望为国效力，便迫不及待地与在海军科学局的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取得了联系。布伦德里特坦率地告诉他，由于他的贪杯，名声很坏，要找一个层次较高的工作位子是不可能的。布伦德里特让他先作为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试用一段时间。父亲答应了。我十分钦佩父亲的献身精神，他放弃了在马尔科尼公司当顾问的收入的一半，心计情愿地在实验台前与那些比他小二十岁的青年科学家一起工作。他从不在乎自己曾经是马尔科尼公司研究部主任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他是急于赎回过去失去的一切，坚信战争要爆发，人人都有责任为国尽职尽力。
父亲由于在观察太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从而使得他的事业又发达起来。很快他就被指派去负责Y 监听的技术发展工作。Y 监听就是对德国通讯进行战术上的监听。后来他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信号队的首席科学家，又回到了伟大的游戏当中，寻找回了他青年时代的黄金世界。一九四三年，他奉命为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编制信号计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又繁琐的任务。每天工作之余，他总要拨弄无线电，聆听摩尔斯电码的喀喀声，作运转情况记录，进行分析，以供次日参考。他躬着身子，头上戴着耳机，一心要弄清这个电子世界中的奥秘。我常常想，这时才是他的极乐时刻。
战争爆发后，我所在的农业经济学院停课了。我的指导老师斯科特沃森成了农业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带着大部分的教职员接下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为国家准备食品供给。这时，我是我们家惟一的一个未能为战争中的国家贡献力量的人。我弟弟进了电子研究实验室工作，妹妹是威恩斯公司的监听员（她后来在信号情报处和琼斯一起工作，以后与电子研究实验室主任罗伯特萨顿结了婚）。我给布伦德里特写了信，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在英国海军部为我找份差事。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来电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