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佩菲尔德在他母亲在这个村子被残忍杀害的半个世纪之后，找到了她的坟墓。同样，另一位作家亨里克格林贝格（Henryk Grynberg）在他们全家人当时在波兰的藏身处附近找到了他父亲的骸骨，后者死于1944年的春天。当地村民很清楚谁在何时为什么杀了老格林贝格，也知道尸体被埋在何处。波兰电影的观众可以在帕维乌沃金斯基（Pawe??oziński）的获奖纪录片《出生地》（The Place of Birth）中看到故事的全貌。在该片中，一台手持摄像机伴随着格林贝格完成了他寻找父亲墓地的旅程。当然，耶德瓦布内的所有居民也非常清楚，1941年7月10日在他们镇上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发生过犹太屠杀的每个城镇、每个村庄都一定保留了关于那个年代的详细记忆。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因为那些亲眼目睹了如此可怕悲剧的人，的确会变得麻木不仁;如果他们始终无法忘记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但这也是一个诅咒，因为大部分当地居民不仅目睹了他们的犹太邻居的死状，还亲身参与了对他们的残杀。不然，我们要如何解释冒着生命危险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波兰人;大屠杀纪念馆后来将他们认定为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st Nations）普遍害怕在他们的邻居面前承认，他们曾经在德国治下庇护过犹太人？3
我们从一些与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历史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的人那里得知，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我在此不会重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在二战期间营救瓦瑟什塔因及其他六名犹太人的完整故事。但解放后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话题相关。
我，亚历山大维日考夫斯基，与我的妻子安东尼娅，希望做出如下证词。苏联红军解放波兰之后，这些犹太殉难者自由了，我们给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第一个人回到自己家，但他的家人都死了，因此他又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剩下的几个人都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地方。某个周日，我注意到一群游击队员来了，他们说：我们今天要来铲除犹太人，另一群人说他们要在晚上杀光所有人。从这天起，我们家的犹太人每晚就睡在田里一个放土豆的坑里，我给了他一个枕头和我的大衣。我还给其他犹太人发去了警告，他们也开始躲藏。游击队员没对其中两人的未婚妻做什么，但他们告诉两个女孩儿，如果她们未婚夫来了，不要告诉他们游击队在。当天晚上，他们到我们家来抓犹太人，他们说，交出他，他们会杀了他，之后就不会再来烦我了。我妻子回答说，我去我妹妹家了，犹太人已经去沃姆扎了，不会再回来。于是他们开始殴打我妻子，打到她遍体鳞伤，浑身淤青。他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让她驾车送他们回去。我妻子驾马车把他们送到了耶德瓦布内附近。她回到家的时候，犹太人从藏身处出来，看到她浑身是伤。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犹太人雅内克库布若赞斯基（Janek Kubrzański）来了。之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从这个地方逃走。我们在沃姆扎定居。我妻子将我们的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送去了她父母那里。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后来又从沃姆扎搬到了比亚韦斯托克1946年，我们搬到了别尔斯克 波拉斯基（Bielsk Podlaski）。但几年以后，当地人又发现了我们过去做的事，我们不得不再次迁离。
曾经在战时帮助犹太人的污点永远跟随着维日考夫斯基一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代到下一代。5安东尼娅维日考夫斯卡（Antonia Wyrzykowska）最终漂洋过海，在芝加哥定居。安东尼娅维日考夫斯卡侄女的儿子仍然住在耶德瓦布内附近，他的玩伴一旦生起气来，就会叫他犹太人。
集体的责任
虽然纳粹构想出的清洗犹太民族计划从核心上来说始终是个谜，但我们对于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1]的不同机制已经有了不少认识。我们所知的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特别行动队、德国的警察支队，以及那些曾经执行最终解决的公职人员都没有强迫当地民众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谋杀。血腥的集体迫害不但被容许，甚至有时还被鼓励，尤其是在苏德开战之后;在那之后，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下达了一道特殊的指令，加剧了这种情况。1许多关于犹太人的禁令也颁布了。比如，在被侵占的波兰，人们不得向躲藏在德方指定的犹太居民区之外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违者可处以死刑。尽管存在一些虐待狂，尤其是在集中营里，他们可能会强迫囚犯互相残杀，但总的来说，没有人是被迫去杀犹太人的。换言之，所谓的被卷入犹太大屠杀的当地民众都是出于自愿行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