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字千秋。
这副对联非常简练，但所表述的情义却非同一般。上联称赞了李冰父子二人治水的功绩，将其与传说中的大禹相提并论，赞誉之高，无以复加。下联则具体评论了李冰的治水经验，认为他提出的“深掏滩，低作堰”的方法已经经过了千年的考验，还将继续流传下去，遗惠于子孙后代。这副对联是以李冰父子两人为对象的对联，这在祭奠型对联中不为多见。有人评价这副对联的特点是：简明扼要，易读易记。笔者认为它最主要的特点还是高度概括，评点精当。
从上面所列举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祭奠型人物对联的确是表达人们对先祖、先辈中不朽人物的景仰心情的一种最佳方式，而且从字里行间渗出的情感，饱含了庄严和庄重，虔敬和尊崇这样几个特点。
在中国古代，人们将救死扶伤，替人治疗身体疾病的人称为医生，借此引申，又将那些具有治国安邦之才，能够替陷于内忧外患的国家排忧解难的人称为“医国手”。华佗的更高理想是当一个医国手，所以《后汉书·华佗传》说他“耻以医为业”——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鲁迅当年赴日本留学，正学的是医科。但他在目睹中国因落后而受尽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事实之后，毅然放弃学医，转而走上以笔为枪的“呐喊”之路，要诊疗中华民族沉疴深重的心灵。
神农尝百草，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动人传说。正是他亲口尝过百草之后，才发明了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医学遗产。但神农的功劳还不仅于此，他还是农耕文明的创立者，促使人们由采集渔猎步入到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
正是如此丰富和深刻的背景，烘托了这副对联所要表达的主题。该联尽管文字十分浅显，但它的确传达出一种宏大的意境，让人读后顿生敬仰之意。
再举一个例子，巩县杜甫墓前的一副对联。
歌吟总带忧民泪，
颠沛仍怀爱国心。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诗歌史上最灿烂耀眼的一颗巨星，被后人誉为“诗圣”。前面说过，他的诗歌作品特色鲜明的一点就是恪守严谨的格律。他自己写诗，总是反复推敲，一定要找到最满意的词句带才行，绝不会稍微马虎敷衍。“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著名的话，就是杜甫对自己写作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对自己创作过程的自觉要求。但是，人们之所以推崇他的作品，更主要的一点是，他的作品始终把对时代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关怀放在首位。他生当大唐帝国从开元盛世朝着安史叛乱，天下分崩的局势转化的时代，历经了战乱的颠沛流离，饱尝了人间的各种苦难，看尽了民众所遭受的困顿，因此，他的诗歌，尤其是中、后期的诗歌作品，真实地纪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将兵燹战火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以及自己感同身受的深切忧患情怀尽皆倾注于笔端，而这些感人的笔触深深地打动了同时代乃至后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正因为这一点，杜甫的诗歌被人独一无二地称做“诗史”。“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读到这样的诗句，谁不会热泪盈腔，感慨系之？这副对联的作者并没有将杜甫的生平经历和诗歌成就做丝毫的介绍和夸耀，而是直截了当地对他的诗歌本质做出高度概括，由此凸现出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民性”诗人的高大形象。
巩县杜甫墓前还有另外一副对联，在写作手法上与此相同。
以忠爱为心，国步多艰，匡时句出惊风雨；
为生民请命，痌瘝在抱，警世诗成泣鬼神。
这副对联立意上与前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笔墨更浓烈，感情也更沉郁。联句中化用了杜甫本人的诗句：“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因此更突出了杜甫作为“诗圣”的特点。
2）引述生平，宣传业绩
这一类人物对联，用现代文艺理论来解释，就是具有“写实”的特点，也就是说，作者会将撰主独特的经历和事迹在对联中具体展现出来。但是，对联毕竟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小说，它是受到严谨的格式限制的“诗歌的变体”，因此在表现撰主的个人经历上必然与散文体的其它艺术形式（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一般散文）有着巨大的区别。由于受到篇幅和格律的限制，它在展示对象的事迹方面，只能以高度概括的方式，拣精撮要，画龙点睛，将人们所熟悉，同时又是撰主生平当中最典型的事件概述之。当然，引述生平，宣传业绩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要借此形成对撰主的肯定和推崇的意思，因此，对联写作者有时会在介绍撰主个人业绩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评点议论，籍以提升对联的气势、品格与境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类对联。
三顾感殊知，西取东和，远谟早定三分鼎；
两川臻大治，南征北讨，遣表长留两出师。
——成都武侯祠对联
诸葛亮（181——234），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人。
上述对联，恰恰把诸葛亮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事迹概括其中，使读者如揽诸葛武侯（诸葛亮受刘禅之封为武乡侯，后人简称为武侯）轰轰烈烈，开基拓业的平生，如睹武侯兢兢业业，勤于王命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