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宣布按照此前颁布的“厘定官制章程”，改组各部院，将户政府改为度支部，以税务院、盐政院等机构并入。
度支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下设承政、参议二厅及田赋、海运、税课、笐榷（盐课）、通阜（货币）、库藏、廉俸、军饷、制用（稽核工程、款项及杂支）、会计十司与一个金银库。
各厅、司、库分设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除金银库人员较少，各厅、司一般有十数人。
另有收发稽查处（收发文书与催办），设员外郎、主事三人。此外，尚有部务员一百余人，额外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四百余人。
度支部成立后，不仅内部机构做了调整，且作为最高的财政管理机构，着手对全国财政进行清理整顿。
首先以当时的阴历七月为一个会计年度的开始，制订预算决算表，整理财务，派遣人员到各省调查租税及一切行政经费，从而达到“上自皇室，下至地方，巨细无遗”的状态。
财政清理作为天末改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目标是以度支部为财政中枢，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办成预算决算。
度支部人员花费了大量精力，调查各省岁出入总数，覆查各省岁出入总数、厘订地方税章程、试办各省预算决算，最后编定会计法、会查全国岁出入确数、颁布地方税军程、厘定国家税章程。
完成初步清理以后，天法四十九年度支部又颁布国家税章程，试办全国预算、全国决算，并在李来亨生前确定了皇室经费和设立审计院的任务。
在复查各省财政收支的同时，度支部还着手进行了天法五十年的财政预算制订工作。
省岁出入预算报告册由各省清理财政局编制，编竣后经节度使核准上报度支部，再由度支部汇总各部院上报预算经费，编制全国预算书。
预算名义上成立了，但这个赤字高达九千万元的财政预算案，各省节度仍纷纷奏请修改，以致预算案有被推倒之虞，度支部不得不两次奏请维持原案，由病危的李来亨亲自出面才压制了所有反对意见。
从存在的问题来说，首先在于编制预算的准备条件还不成熟，如会计法、国家税地方税划分等法规尚未完善、公库尚未全部统一，贸然编制预算，自然矛盾百出。
其次，财政预算应根据国家大政方针、施政重点以确定财政收支。
但天法五十年的预算案纷然杂陈，纯粹是因为李来亨自知时日无多而强行推进的，编制计划缺乏重点。
第三，财政预算收支应该平衡，如有赤字，应明确弥补办法。但无论各省还是全国的预算，都是以赤字交议，李来亨坚决不愿意停止同呆迷儿帝国的战争，军费无法减少，预算赤字便极为庞大，只好又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
尽管有人认为这次预算案是“各种杂乱无章之账簿”，但它却确定了顺朝财政预算制度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全国财政预算编制案，为即将到来的孝宗朝财政整理奠定了极为良好的基础。
财政改革是天末改制一切计划的基础源泉，由于改革步骤过大，军费支出又十分庞大，财政问题因此一时间十分突出。
当时朝廷已彻底废除了全部科举制度的残余，实行全面的学制改革，责令各省、府、州、县遍设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武备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蒙养学堂等等。
在学制改革的旗号下，创设学堂风靡一时，民政部设有警务学堂，度支部设有计学馆，陆军部设有兵学馆，法部设有法律学堂，商部设有实业学堂，工部亦设有艺学馆。
办学经费问题，因此特别重要。
此外还有振兴工业的问题，到天法朝末期时，工商税收已经成为顺朝国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一大支柱，所以实行重商主义、振兴本国实业以称霸世界市场的舆论越来越强烈。
扶持国家工业，要提供财政政策的支持和优惠，其中减税免税政策是最简单的做法。
朝廷针对工商业确实很早就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如以爵赏奖励工商，借贷官款，参入公股，有时也减免部分货税等。
但这些措施大多无明确的法规条文，随意性较大，未能制定出振兴工商业的完整财政政策。至天末改制时，才确立了重商主义的财政政策。
财政改革的目的是统一财权，这势必触动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反弹和阻挠。所以在天末改制的过程中，李来亨又借机生起不少大案，惩治贪官，扩大了龙衣卫的权限，造成了情治强力机关尾大不掉的问题。
直到孝宗上位以后，在大长公主李徽柔母子的支持下整顿龙衣卫，才消除了这一隐患。
财政改革最大的好处，则莫过于使得朝廷对全国的财政规模有了大致的了解，从此能够量入量出，在合理程度上汲取民间财富做国政需要，再不会出现晚明时国家对民间物质资源动员能力完全丧失的情况。
天末改制还为孝宗朝的财政整顿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得到保障。
新时代正在慢慢到来，而大顺国家也日渐从世祖朝末期过度紧绷的穷兵黩武状态中恢复过来，民间氛围愈加宽松，工商业的发展一天繁荣过一天，奢侈自负、尚武骄横的民间风气，与士大夫经世致用、文武兼资的学风融合一气，形成了世祖朝末年十分特殊的顺朝人民底色。
据有一定家资的顺朝市民，往往有大量购入海外商品、穷奢极欲攀比贵族的一面，但又有边疆发生战事时，踊跃捐献家产、跃马从军的尚武经世一面。
穷极夸富与从容捐献，跋扈尚武与就义沙场，成为了大顺百姓的一种矛盾型气质。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