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对公祖百般信服，但眼看着只剩三日了，还未有影子，不免有些焦虑。
他不好开口问，便铆足了劲在夜里粘着缠着恋人，做好了这样的好日子过一天少一天的准备。
在前去城门接辽使的路上，陆辞好似未看出他心里的焦虑，笑着考他：“青弟不妨猜猜看，这次契丹使者前来和谈，能否成功？”
狄青稍微打起精神来，应道：“应是能成的。”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休止后，不管是要如何与吐蕃分最终战果，还是修养民息，都需要时日。
且不说吐蕃这一盟友本就称不上多牢靠，单是实力同样雄厚的辽国虎视眈眈，三势继续争斗，只会各自遍体鳞伤。
哪怕真要打，也不会选在此刻。
陆辞莞尔一笑：“那你不妨再猜猜看，曹将军此次回京后，还会否再被委派守关重任？”
狄青略一沉吟，回道：“官家宅心仁厚，而曹将军年事渐高，虽还称得上力强，然思念家人已久，若此次和谈成了……”
陆辞笑着点头：“天时地利人和，若无差错，枢密使之位，曹将军应是坐定了。”
狄青吃了一惊。
这绝非是因他认为曹玮不配其位，恰恰相反都是，在他看来，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令，内外禁军招募、阅试……等大事，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地位崇高的枢密使，当今唯有曹玮足以胜任。
但众所周知的是，自曹玮之父曹彬之后，以文抑武风气渐盛，鲜少有武臣能担此位了，而多以文臣任之。
不过，曹玮若真出任枢密使，以他出身、资历和功绩，朝臣们都说不出二话来。
但可想而知的是，后续矛盾，则将层出不穷——以曹玮的爽直做派，不说大刀阔斧地改动，也定然要逐出一些尸位素餐者，大肆提拔此次伐夏之战中建功立业的武官。
如此一来，文武斗争激化，官家必然焦头烂额。
以小皇帝那日渐敏锐的嗅觉，多半会预知此时，从而刻意回避这一封赏，选择另作赏赐，以免除后续麻烦才对。
好似看穿他想法的陆辞笑了笑：“多擢用武人，已是必然趋势，即使官家有意躲避麻烦，我也会大力劝说的。”
北边的局势是暂时平息了，南边却还暗波涌动呢。
陆辞对所有人眼中称得上‘蛮荒之地’的广南路，一直称得上十分关注。
他所看重的，自然不只是那鲜甜美味的荔枝，也不只是暗藏野心的交趾国，而是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大宋全国上下，如今蓄养兵士已有近七十万，在一切太平时，他们便成了拖垮经济的‘冗兵’，长久以往，也将丧失刚锻炼出来的强大战斗力。
况且在这场大胜过后，不管是一贯惧战避战的朝廷，还是宋军，或是平头百姓，都充满昂扬斗志。
若让一切就此徐徐平息，未免太过可惜这余韵了。
倘若能趁着所有人还头脑发热时，让新任枢密使的曹玮与他达成共识，同意派遣兵士将南边道路打通，再利用现今大宋这堪称世界顶尖的造船和航海技术……
那不管是提前把史上南宋的路子发扬光大，彻底贯通南边商路，或是更大胆手狠一些，抢先一步，派兵去海外殖民，都大有可为。
天地如此广阔，不到时机真正成熟前，实在不必去盯着兵强马壮的辽国、或是松而不散的吐蕃这两块硬骨头啃了，也能留有更多条后路。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1.广南路：宋室消灭南汉，统一岭南后，设置广南路，又分为广南东路和西路，大概就是如今的广东和广西。广南西路作为北宋边境政区，东南与交趾国相邻，西南则有大理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但因交通不便，气候悬殊，各方面都比较落后，朝廷对广南路的治理一直很是漫不经心，将其视为蛮荒之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居住多的地方，更是放任自流为主（后来就有了侬智高的叛变）。（《狄青传》）
2.关于大宋造船的先进程度，早期章节已有注释，感觉你们大概忘记了，我再注释一次
宋人的造船技术也遥遥领先于世界。宋代船坞已经掌握了非常成熟的水密舱、平衡舵与可眠桅技术。水密舱技术在航海中非常关键，它可以保证整个船不会因为其中几个舱区进水而沉没。宋代发明的平衡舵可以升降，以适应在深海的航行及在浅湾停泊，欧洲在十世纪才从阿拉伯人那里认识了船舵，到十八世纪才使用平衡舵。宋人制造出来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这便是可眠桅技术。北宋嘉祐年间，曾有一艘蕃船由于桅杆被风吹折，随风飘到苏州昆山县，知县韩正彦叫了昆山的造船工人帮他们修船，“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蕃人大喜。
宋人用于远洋贸易的大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
远洋航海离不开指南针技术，“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这里的“针盘”即罗盘，通过罗盘的指针，宋人可以将航向角精确到7.5度。罗盘产生之后，又有了航线记录，叫作“罗经针簿”，比如针簿上说“行丁未针”，意思便是按罗盘刻度“丁未”之间的方向航行，如据宋末元初周达观记录的一条航线：“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即可从温州港到达占城。记录海上地理水文状况的航海地图这时候也出现了，宋人称之为“海图”，从刘克庄诗“莫忆宫门谢时服，海图尚可补寒衣”的描述来看，在沿海港口，用布帛制成的海图显然是很常见之物，唾手可得。（《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3.关于大宋海外贸易（主要是南宋，因为南宋宋室南下了，更看重海外贸易）：
北宋雍熙四年（987），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十世纪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宋王朝的“旧法”。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不过当时的西欧正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这便是宋王朝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政府在沿海大港口设“市舶司”（相当于海关），在小一些的港口设二级机构“市舶务”，负责管理外贸市场秩序和抽税。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北宋末超过2300万贯，在南宋绍兴晚年接近3800万贯。
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做法，严格限制朝贡贸易。如，宋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