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实际是纪录片,后期工作同样不多,因为没有敏感内容,也顺利拿到龙标了。
最后，在兰生的要求之下，《一天》登录全国艺联的日子被定在了2016年的元宵节,2月22号。这是艺联专线电影，只做艺联专线发行。
从除夕开始，对《一天》的宣传在各大媒介上便流传开来,比如：
【xx网2月8日电（记者王十四）据悉,谢兰生的新作《一天》将在艺联专线上映，《一天》也是首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的国产电影。
《一天》片长两个小时,记录了8个人无论如何不愿忘却的“一天”。谢兰生对xx网说，在收集素材的阶段他曾几次流下眼泪……
在回答为什么选择全国艺联专线发行的时候,谢兰生表示，他希望能通过《一天》为全国艺联宣传推广,这样，更多无法全国公映的文艺片导演便能取得更多曝光，获得更高票房,收回成本,圆电影梦。
全国艺联已于去年在31省落地开花，已有100家电影院签约加盟，每家影院都会拿出一个影厅，每天至少放映三场文艺电影，每周至少放上10个黄金场……艺联最初的牵头人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但它联合了百老汇电影中心、发行公司华夏电影、最大院线清臣集团，还有圆满电影公司，共同参与这个项目，其中圆满电影公司是谢兰生的电影公司，他在艺联的筹备中贡献了大量精力……】
因为《去岳阳》的热度，新作《一天》颇受关注，不少观众第一次注意到了“全国艺联”。
事实上，艺联早在一年前就被张九川宣告成立了，但知名度并不太高，它上映的6部片子总票房也比较凄惨，因此，大导支持是必要的。
兰生就是这个大导。因为《一天》的宣传，全国艺联被见到了。
谢兰生的内心深处十分期待最终效果。
因为艺联在全中国一共只有100块屏幕，谢兰生的心里清楚每日票房最高108万——假设一天放映三场，平均票价36元，这还必须常常爆满。但是，艺联是走长线放映的，每部电影上映四个月，他的《一天》最终票房也未必会十分凄惨。
如果《一天》结果不错，那就说明文艺电影长线放映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未来的文艺导演就多出了一个选择——可以全国公映，也可以艺联发行。对于目前即使可以全国公映也最多有0.5%的排片、一周的时间的文艺片来说，选择艺联未必不好，更不要提80%根本无法进电影院的文艺片了。
…………
公映日逐渐走近。
这天是2月21号，电影公映的前一天。
可是兰生却并没有忙活《一天》的公映，一大早，他先跟四月份就要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见了个面，用自己两座金熊一座金狮一座银狮的身份讲讲大电影节如何运作，并给对方一些建议。这见面是负责人先提出来的。
“嗯，”某家茶馆的包间里，谢兰生给自己斟茶，说，“我认为，一定要牢牢记住电影节的举办初衷，千万别把吸引眼球当作电影节的最大目的，它应该是电影爱好者们的一个盛会。铺上红毯、邀请明星，这样一个电影节的影响力是不会大的。”
“谢导的意思是……？”
“北京电影节要想跟东京釜山等等竞争，要重视它发掘的世界各国年轻导演，并介绍他们给全世界，甚至可以设立基金，让电影人远赴中国；它要让电影人们可以彼此沟通、交流，现在的北京电影节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让导演们聚会social的场所。还有，我1991到都灵的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餐券，这让我了解了当地，喜欢了当地。通过这些，别国导演可以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以后中国电影也能通过‘潜力股’被传播出去。”
“嗯嗯……”对方拿出手机来记。
“还有啊，”谢兰生又道，“电影节是教育当地电影观众的好机会。大家不是堪堪只有大牌明星可以看看，他们还有电影可以看啊。在法国，一个很小的电影节也会组织初高中生们参加影展上的活动，还从中牵线搭桥，让学生采访导演，让大家热爱电影，甚至将来从事电影。”
“嗯嗯嗯……”
“还有，既然叫‘国际电影节’就要有国际化视野。我们要有明确定位，是以柏林为方向，还是以戛纳为方向，还是以威尼斯为方向，抑或是以多伦多为方向？主推什么电影片子？不能只有明星明星，也不能商业片、艺术片一股脑地堆在一起。北京、上海的电影节其实可以区分开来。”“另外，电影节以电影为止，对参展的导演、明星，我们记者经常只问‘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什么’等等，有些尴尬，我还见过志愿者们离开岗位求人签名，很不专业。”
“嗯嗯……”
谢兰生说：“总之，在电影节的明确定位、中外电影彼此交流、对民众的教育、培养，对导演的介绍推广等等本质的东西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有极大的改进空间，不解决这些东西永远无法产生影响力。”
负责人听过以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谢导，我见过了很多导演，您说的是最硬核的。”
“哈哈，能帮忙就好。”
“您是真的……”
“嗯？”
“没事。”负责人刚想起来了一个圈内坊间传闻：人人都爱谢导，见过他的都被他收服了。虽然他在观众当中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有人说他的片子好也有人说他的片子烂，有人说他正能量也有人说他负能量。
之后，谢兰生又向对方请教了些问题。
其实兰生也想自己建立一个独立影展，可以打青年影展的旗号。目前，只有西宁那个影展如火如荼越办越好，但谢兰生想办一个电影定位跟它不同的。因为2014年北京影展被停办，抗议的人还被关押，这次，他在几个偏远省份走了一走、问了一问，其中几个很支持他，但全部都明确表示参展影片必须过审，还说省里可以配合，在电影节举办之前把电影片迅速审审，让电影节如期进行，谢兰生挺无奈的。
他还是觉得审查尺度太紧了。
…………
告别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谢兰生跟电影局的副局“川局”又见了见。
对着川局，他再一次表达出了他对审查的建议：希望审查委员会能削减管理者的人数，增加从业者的人数，这里从业者既包括导演、制片、影评人、策展人、记者，也包括文化社会学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甚至可以参考欧美，还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带子女的平凡人。也就是说，削减行政管理的成分，增加行业自治的成分，同时促进审查人员的年轻化、“无罪化”，别总是秋后算账，“谁给过了就等于谁犯错了，就等于谁觉悟不够高了”。在这样的机制之下，从业者从专业角度阐释电影说服其他人，争取更多行业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