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郭强生而言，推理的底线不是谁是同志与否，而是爱情的真相。这是《断代》着墨最深的地方。如果“爱情”代表的是现代人生“亲密”关系的终极表现，郭强生所刻画的却是一种吊诡。同志圈的爱欲流转，往往以肉体、以青春作为筹码，哪有什么真情可言？同志来往“真相大白”的时刻，不带来爱情的宣示，而是不堪，是放逐，甚至是死亡。但相对地，郭强生也认为正因为这样的爱情如此不可恃，那些铤而走险、死而后已的恋人，不是更见证爱情摧枯拉朽的力量？
摆荡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断代》的故事多头并进。结局意义如何，必须由读者自行领会。对郭强生而言，《断代》应该标志自己创作经验的盘整。青春的创痛、中年的忧伤成为一层又一层的积淀，如何挖掘剖析，不是易事。早在《夜行之子》里，他已经向西方现代同志作家如王尔德（Oscar Wilde）、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以及佛斯特（E. M. Foster）等频频致意，反思他们在书写和欲望之间的艰难历程。借着《断代》，他有意见贤思齐，也回顾自己所来之路。荒唐言中有着往事历历；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他创造了一个痴昧的城邦——也是充满魑魅的城邦。
后 记
郭强生十八岁进入台大外文系，我有幸曾担任他的导师。大学四年，强生给我的印象是极聪明、极乖巧，风度翩翩，不愧是校园才子，读书则力求“适可而止”。大四毕业那年，强生出版《作伴》，应他所请，我欣然为之作序，期许有加。哪里知道当时的老师和学生其实一样天真。
九?年代中期强生赴纽约大学深造，我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于是又有了见面机会。记得他邀请我看了好几场百老汇戏剧，聚会场合也常看到他。我甚至曾安排他到哥大教了几年课。之后他回到台湾，我转往哈佛，逐渐断了联络。
强生回台后曾经热衷剧场编导，未料这几年他重拾小说创作；而且迭获好评。看强生的作品我每每觉得不安，倒不是内容有多少耸动之处，而是叙述者的姿态如此阴郁苍凉，和印象中那个年轻的、仿佛不识愁滋味的大学生判若两人。我不禁关心起来：这些年，他过得好么？
在新作中他对自己成长的世代频频致意，不禁让我心有戚戚焉。想起他大学英文作文写的就是小说，而且内容悲伤，以致我十分不解。我们的师生关系是一回事，但显然有另一个作为小说家的强生，这些年经过了更多我所不知道的生命历练。虚构与真实永远难以厘清。阅读他的小说，还有他更贴近自己生活的散文，我似乎正在重新认识——想象——一个作家的前世今生。
也许这正是文学迷人之处吧。强生的新作定名为《断代》，似乎呼应了我们的今昔之感。曾经的少年已经是中年，谁又没有难言的往事？唯有文字见证着一路走来的欢乐与悲伤。谨缀数语，聊记三十年师生缘分。祝福强生。
①?《夜行之子》（台北：联合文学，二〇一〇），页九三。——原注
②?“拟仿”（mimicry）当然出自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后殖民论述的批判词汇。——原注
③?郭强生：《夜行之子》，初版，台北，联合文学，2010。
在纯真失落的痛苦中觉醒——
郭强生专访
何敬尧 采访
何：《断代》的书写突破了以往同志文学的单一位置，企图站在一个更高点、更宽广的面向上，重新回顾台湾同志历史。对您而言，此书写角度有何意义？
郭：我一直对于同志文学这个标签有疑问。譬如，你要如何定义它？作品中有同志角色？是否要验明正身，我是同志，所以我写的东西叫同志文学？读者是同志，所以才归类为同志文学？甚至，是不是同志文学只是同志运动底下的附庸？作为创作者，我不会先想这是不是同志文学，只是认真对待让我觉得值得思考的主题。我从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出发，探索这些同志角色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如何应对面貌丕变的大环境。现在的人很容易受短线的激情刺激一下，而后却是船过水无痕。以同志的背景去切入台湾这三十年的变化，可以帮助我带出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八?年代以后，台湾时常处于“纯真失落、激情过后”的焦虑与彷徨。这与同志运动很像：诸多以往受争议且不见于大众讨论的话题都揭开了，可是接下来要如何走下去呢？像台湾的环境，忽然解严、选“总统”了，但接下来要面对一个大疑问：还能相信什么？过去的威权洗脑、国族的负担、旧的身份都拿掉了，好轻松，激情兴奋了一下，却发现接下来衍生了更多问题，比想象中更难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