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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

    同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大张贴。

    5月29日,清大附中的一些同学聚集在了圆明园,建立起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打着“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为指导,打着“造反有理”“反对走资派”的旗号,与各地党组织对立。

    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向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继而遍及全国。

    1966—1968年三届毕业生积压达到1000多万人。

    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各个行业劳动力饱和,无力招工。

    同年12月,毛泽东给予毕业生们新思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情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

    我们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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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谢知恩考上了江苏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68年师范附中的老师同学们在徐州坐上火车,准备驶往兰州,彼时兰新铁路刚建成不久,谢知恩的父母和弟弟哭着送她上了火车,车站来送行的人如潮水般,她将手伸出窗外,年过半百的父亲踩在火车外皮上,够着身子紧握住她的手:“知恩,在外面脑袋瓜要机灵点,不要被别人占了便宜。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无论多苦多累都要记得看书。”

    说完从怀中掏出几本薄薄的、被揉得皱皱巴巴的小册子塞进谢知恩的行李中,谢父左右观望了下,周围的人都忙着与自己的亲人离别,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父女俩的小动作:“哝,这是你母亲趁他们不注意时抢救的几本你带在身上,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

    谢母抱着年幼的弟弟,不方便上前,他们二人被人群挤在柱子旁,母亲哭得几乎要晕厥,谢知恩的眼睛干干的,一点泪也流不出。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乘警开始赶人,周遭的哭声一下子变大,谢父最后一次紧紧地握了握谢知恩的手:“我们在家等你。”

    火车一点一点缓慢地开动着,父亲放开了她的手,随着人潮跟着火车慢慢移动。

    站台、人群一点一点地向后移动着,谢知恩猛地起身,半个身子够出车窗,两根麻花辫垂出窗外,她睁大眼睛死命盯住父母和弟弟的脸,像是有预感,这是她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一般。

    谢知恩这才感到眼中的涩意,鼻头一酸,有眼泪从眼里流出。

    身旁的同学周晓梅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抱着自己的包袱低头坐在座位上一抽一抽地,谢知恩拿出手帕给她擦眼泪,她低声问道:“知恩,你怎么不哭。”

    “振作起来,我知道我们希望的火炬是不会灭的!”谢知恩附在她耳边给她打气。

    周晓梅擦擦鼻涕,抽泣道:“知恩,我什么活也不会干,怎么改造啊。”

    “从零开始学呗,你成绩那么好,我相信你一定学得很快。”

    “嗯!”周晓梅渐渐止住哭声,打着哭嗝,“你真好。”

    “太晚了,我们先靠着睡会儿,养足精神才能继续向前。”谢知恩将周晓梅的外套披在她身上,又把自己的大衣向上拉了拉,“睡吧,过十几个小时我们就到了。”

    夜已深,车厢里仍有同学小声抽泣的声音,谢知恩迷迷糊糊地靠在车窗上,月光洒进来落在她的睫毛上。

    “知恩。”周晓梅小声说道。

    “嗯”谢知恩迷迷糊糊地应着。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

    谢知恩一下睡意全无,看着窗外的月亮,一声不吭。

    长时间没等到回答,周晓梅沉沉睡去,谢知恩听着身旁她绵长的呼吸,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惶恐。

    这列火车载着的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们,他们是家庭的希望,是父母的孩子,是好学向上的年轻人,更是祖国的希望。

    火车顺着铁轨向远方驶去,谢知恩不知道“新疆”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她对这两个字的认知仅仅存在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在我国的西北方,维吾尔族集居地,昼夜温差很大。

    一切一切仅此而已,她对未来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要去改造什么。

    周晓梅身上传来的热量在这漫漫寒夜里给了她些许力量,她闭了闭眼睛,紧了紧怀中的书本。

    活在当下,展望未来。

    书本上的这八个字,现在才在谢知恩的脑海里逐渐成形:即便现在是黑夜,明日太阳终会照常升起。她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明天会被带到哪里去,她也不知道自己一个学生能干些什么,会不会受到伤害,但她知道的是,只要和同学们在一起,只要心中仍有能回家的信念,她就绝不会认输。

    想到这里,谢知恩缓缓闭上双眼,酣然睡去。

    她不知道的是,明天她就要和她的同学们分开,和少数几人分到更偏远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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